招安是梁山好汉聚义后一个重大事件，贯穿整个《水浒传》后半部。他确定了梁山发展的走向，梁山众头领的结局也从此注定。对于招安，历来众说纷纭，孰优孰劣，各执一词。在此篇就想对招安问题来聊一聊：

《水浒传》属于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从创作的角度上讲，大的情节发展要符合历史脉络的真实性，历史小说不管细节怎么杜撰增删，但大的历史进程却不能改动。真实的宋江本来就是一支小股的军事组织，最后被官军镇压招降。不管小说中怎么将宋江的人马描述的轰轰烈烈且蔚为壮观，都无法改变历史赋予他的最终结局。

另外，《水浒传》的故事发生至今已近千年，经过宋元明清等多个朝代。小说在历代流传中，要面对与统治阶级的立场呼应，招安是统治阶级相对能够接受的反抗力量的结局，小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立场上与最高统治阶级保持着一种默契，使宋江与梁山故事能够千年传颂并能著书流传。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小说，根据小说铺设的情节，来分析梁山的招安路线是否合理。大凡自行发展并独立中央政府之外的军事组织在建立与发展之后无非三条出路：

第一种情况：自立为王，分庭抗礼，与中央政府争夺对江山子民统治权。

第二种情况：继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既不公开反叛也不投降朝廷或招安。

第三种情况：即招安，也就是《水浒传》中宋江所要积极争取实现的。

这三种情况哪一种对宋江和梁山来说更合适呢？

因为招安几乎是《水浒传》全篇中最重要的话题，故事情节也与其牵涉太多，那么我们就分篇来讨论一下有关招安的话题：

一

先来说第一种情况：树起造反大旗，挥师直捣东京，推翻宋廷，这是否存在成功的可能呢？

我们看原著中描述的赵宋版图内的政局形式：当时在睿思殿被御笔亲书的四大贼寇——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江南方腊、河北田虎；这其中哪一路更被宋廷视为心腹之患？

从地缘上分析，当属是山东宋江。梁山所处的京东路和东京汴梁同属古代核心政治区的中原部位，两地之间直线距离不过三四百华里，而且是沃野千里、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而相对于梁山，处在河北的田虎（实际盘踞在山西太原）、淮西王庆（鄂豫渝交界地带）以及江南的方腊（杭州）势力要对宋廷的压力小的多。这些反抗势力据东京皆有千里之遥，且一路山水险峻，即使这些兵马的实力超过宋江；纵然他们一路势如破竹向东京挺进，仍需时日兵临汴梁城下。梁山的近距离显然对处在中原的中央政府威胁更大，梁山在元宵夜大闹东京也让徽宗感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胁。

梁山凭借水泊之势自保防卫尚可，倘若主动出击挥师东京，梁山还不具备这样强悍的实力。东京的军力储备不可小觑。虽然汴梁城周边地势平坦，尤其是向北一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抵御北方蛮族侵略，但地理防御上的劣势需要用大量兵员来填补缺陷。早在宋代开国之初赵匡胤因各种原因放弃建都洛阳的打算后，就以囤积重兵来拱卫无险可守的汴梁。太祖时代，东京兵力约四十万。随着国力不断强盛，到仁宗时代，兵力突破性的达到了一百二十万，后来逐渐收缩，仍有禁军60余万，可见林冲所谓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也并非过分夸张，考虑到北宋军中存在吃空饷的问题，至少也应该储备了大约五十万的兵力，以梁山上数万兵马对抗东京只怕是力不从心。

当然，后来金兵一路南下攻破汴梁掳走徽钦二宗，东京的禁军未发挥有效作用这需要另说。这主要是冷兵器时代骑兵发挥的强势地位，古代战场骑兵对步兵具有碾压性优势；但宋代自建国之时，就失去了产马地燕云十六州与河套等地，使整个宋代无力组建一只规模庞大的骠骑劲旅，宋廷的禁军也主要以步兵为主。作为同样在中原地带组建的另一只军事力量，梁山军团自然也难逃战马的匮乏，梁山的战马除了各方山寨加盟贡献，另一部分就是在突破官军围剿中的战利品。这些马匹在历次战斗中损耗一部分，真正积累的并不会太多。东京的禁军虽然抗不过金兵的铁骑，但是对付同样出自中原的汉人以步兵军团为主的梁山部队还是能够应付。

这样看来梁山依靠自身实力的确很难推翻宋廷，那如果依靠外部合力是否会发生变数呢？宋朝商业经济发达，民间物资丰厚，百姓生活总体富足，是历史上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较少的主干王朝。即便北宋末年贪腐横行，但各地并没有发生广泛性的民变，造反起义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

梁山即便联合仅有的少数几支造反武装其实也难以成事，比如原著中同时存在的另外三支力量。各支造反力量即便歃血为盟联合起义也只是貌合神离各怀鬼胎，各方都希望彼方与朝廷展开正面战斗，以互相消耗实力从而使自己渔翁得利。即便当政朝廷被联合推翻，那么接下来还要面临各支造反队伍之间的逐鹿中原。这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比如刘邦、朱元璋在秦末、元末各支起义部队中，早期都并非对抗朝廷的主力军队，最后却都将天下收归一统；元末刘福通率起义军在中原与元军主力战斗，却为南方的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争霸天下创造了条件，最终朱元璋胜出，而刘福通部却功败垂成。梁山又何尝想为他人做嫁衣？梁山尴尬的地理位置会成为各支造反义军中被宋朝首选的攻击目标；梁山在与宋廷角逐过程中，对于其他反叛势力来说，坐山观虎斗肯定是最佳的选择；即便四方贼寇同时造反，宋廷也多半会远交近攻，集中优势兵力先行对付梁山，而对远距离的敌人或许会采取缓兵之计。这肯定也是梁山所不想到得的结果。

梁山外部形势使其难以达到争取天下的条件，即便是在内部造反的声音也基本不存在，只有李逵这样不计后果头脑极其简单的人曾公开喊出过杀奔东京，夺了鸟位的口号；即便如林冲这样饱受奸臣残害而真正逼上梁山的头领，也未公开发出过造反的声音。

从王伦、晁盖直至宋江时代开始，梁山除将水泊据为己有外，也从未对大宋治下的其他土地有过任何占领的欲望。即便出兵攻打过一些州府县镇，也是得胜后即刻班师回寨，根本没形成实际的管理控制；所以在宋江还未上梁山并还没有开始招降朝廷武将的时候，在早期梁山头领的思想中仍然是占山为王，保持现状，造反在梁山内部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即使宋江当真树起了造反的大旗，梁山内部也会存在反对声音，最为抗拒的当属从朝廷体制内沦落到梁山的降将，在梁山与朝廷的心里天秤两侧，梁山无论实力、声誉、法统、道统地位都远不及朝廷，造反明显违背了他们回归大宋主流的目的，所以，梁山的造反之路，是缺乏现实基础的。

二

现在再来看第二条出路：维持现状，依然坚持现有军事力量的独立性。对朝廷既不公开反叛，也不谋求招安投降，即不叛不降。其实维持现状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这种状态也许只能存在于山寨头领的幻觉中，任何有能力以武力统一疆土的中央政府都不会允许在治下有这样的法外之地。

梁山的前两任领袖，王伦和晁盖基本就执行的这样一条路线，他们并没有深远地考虑过梁山将来的发展和规划，只是每日和众位弟兄们一处吃酒快活，充分享受占山为王的快感；他们没有对梁山的未来有过深刻的绸缪。

梁山由最早打家劫舍的土匪形态逐渐转变为称霸一隅的较强军事势力，赵宋政府对梁山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由地方州府的收捕围剿逐渐转为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调集中央部队进行清剿；解决梁山问题已成为摆在朝廷面前的重要事项，想要继续保持梁山的独立性无异于痴人说梦。况且梁山所辖范围仅限水泊一域，当八百里水泊成为梁山优良的防御工事后，它也同时成为阻碍梁山发展的天然屏障。自从拥有了这片水洼，梁山便自王伦时代开始，就基本确立了守成战略。守成思想形成后，始终要面对兵力、财力等问题的困扰，这当中最紧要解决的是钱粮问题，这也是宋江每次领兵下山的一项重要内容。

梁山自立寨以来，力量在不断壮大，可是领地却从未有尺寸拓展，一直守着水泊山寨度日；而人员却不断增多，新增人员巨大的消耗从何处而来？梁山除在东西南北开了四处以打探消息为主的客店以外，基本没有其他对外经营的收益项目。从小说内未看到梁山有从事农畜生产的介绍，众多头领中也没有负责此类项目管理者。守着八百里水泊搞些渔业捕捞倒有可能，这个可以从吴用在诱导阮氏三雄智取生辰纲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一二，而依靠渔业和黑店的盈利方式也很难满足多达近十万之众的梁山集团日常消耗。其他山寨入伙加盟梁山也为其贡献一部分钱粮车马，但这些山寨本身就自带兵员上山，进献与消耗折抵，因此不算增项。

梁山的钱粮应该主要靠以下几种方式获得：

第一，地主阶级头领上梁山后带来的钱粮财帛。入伙梁山的不乏卢俊义、柴进这样富甲一方的大财主，贡献钱粮必定可观；但这些钱粮虽多但总是固定的数目，长久下去还是坐吃山空；另外宋江在忠义堂确定一百零八位好汉后，也就不会再有继续入伙的地主头领为其提供新的钱粮供应。

第二，依靠打家劫舍劫掠附近村庄，打劫过往客商获取利益。这虽然一时可获收益，但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初时效果可观，但随着打劫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恶劣影响也会逐渐由近及远传播，过往客商会闻风绕道而走。附近的山岗村寨也会有所行动，小的村落会被迫举家迁走，让梁山无财可劫；大些的村庄会组织武装采取抵御措施，如祝家庄、曾头市等，虽然梁山与之较量最终胜出，但也是艰难取胜。赢祝家庄只是机缘巧合，没有新入伙的登州孙立等人对祝家庄进行里应外合，怕是梁山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而打曾头市首战就牺牲了梁山泊主晁盖，可谓成本巨大。

第三，攻州破府劫掠财米，如攻打东平府、东昌府、大名府等。这个需要梁山组织大军进行攻城，而大量军队远途出征本身就消耗极大，抢夺钱粮也只能算是补充。特别是像攻打华州、大名府这种距离较远的出征，离开根据地的梁山军团风险极大，地理上的切断会给后勤补给与援军策应都造成极大的麻烦，稍有不慎即可能全军覆没。而且随着东京方面对梁山的逐渐重视，并派大军围剿梁山后，这种靠攻城掠地增加财富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小；所以面对财富日渐枯萎的窘境，梁山固守山寨而又想保持现状的想法也难于实现。

除钱粮问题外，梁山还要面对战斗力逐渐衰减的客观现实。宋江在石碣受天文并在忠义堂宣读条好汉名单上应星魁的时候，也是向外暗示梁山不再继续接纳好汉入伙草。在满足自保的前提下，放弃了继续壮大的要求。以现有人员为武装力量的军事集团必须要面对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人员逐渐老化，一个以光棍汉为主的人员结构注定无法在水泊繁衍生息，更何谈培养新的战斗力？多年以后面对渐已老去的众多头领及喽啰，梁山恐怕连最基本的防御能力也不具备了。

从梁山内部来说，在迅速壮大的前提下想保持原状也很难维继，各种内部矛盾也接踵而至，问题逐渐显现。梁山发展到后来，俨然一个微观社会，各类人等形形色色，聚拢在一起不可能每天只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较量枪法、畅谈江湖轶事这么洒脱痛快。原著中曾描述了众头领一派和谐共处的场面：（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有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冤雠，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

梁山上的真实境况不会像描述的这般令人心醉神往，所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梁山众头领成分非常复杂。这些人上梁山之前职务高低悬殊、品行优劣有别、身份有尊卑贵贱、家资存贫富之差、地域分天南地北、武艺有强弱之分。将军统领难与地痞无赖情投意合；高官贵族不会和市井草根对酒当歌；穷困潦倒破落子弟岂能奢望与富甲一方富豪财主神魂与共；才学过人者何谈与斗字不识的文盲心气相通；人品正直之士不屑与猥琐卑劣之徒把酒言欢，南北方人士也会因方言难以达到交流顺畅。这么多品行、性情、经历都不相同的人聚合在一起，短期内还能保持风平浪静，时间一长山寨内必定暗流涌动。

巨大的差异性日久必定生隙，梁山这个集团必须要建立一个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长久目标，并使大家共同为之效力以达到目标实现；当共同的价值观形成，才能缓和内部矛盾的生成。那么，什么样的目标才是梁山一众能够共同接受的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三条出路，招安。

三

这一段再讲梁山的第三条出路：招安。

随着梁山的逐渐发展，入伙的成员越来越多，之前少数头领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如兄弟般信任的合作关系不得不逐渐转变依靠制度、军纪，及价值观定位为主导的管理模式。为众多入伙的成员提供一个能为之接受的长期规划是梁山的当务之急。造反不能达成共识，也不具备实力；而一味守成也没有出路，况且与宋江的思路无法吻合。

宋江首先在聚义厅前树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这是一次山寨内打造共同价值观的举措；“替天行道”的“天”字，除了天道、天理之外，其实也隐含了天子的意思，表达了为帝王效忠尽事的意思，这使默契者能够心领神会并为之积极响应；茫然者也能潜移默化逐渐接受，一段时间沉淀以后，宋江也就公开抛出了招安路线。

在梁山众头领当中，虽然对招安路线公开支持的不多，但表示反对的也只有鲁智深、武松、李逵几人而已。李逵性情如此，鲁智深与武松也并非完全反对招安，只是对招安仍然心存疑虑。其他头领并未表现出明确反对的声音，这也证明招安在好汉中有着广泛的思想共鸣，代表着大多数头领的内心想法，这才使招安计划能够比较顺利的推行下去。

在宋代，招安其实是有着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的，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如原著中所描述，跟随高俅进军梁山的十位节度使以前也是绿林出身，受招安以后戍守边关，他们发挥的作用与招安后的梁山基本一样，既外御蛮族，内平贼寇。

在梁山上最重要一部分成员是从朝廷体制内叛降到梁山做头领的武将，因一两场与梁山的战役失利而投靠到水泊，代表人物有关胜、秦明、呼延灼、董平、张清、索超等，另外地煞还有一部分；如果再延伸一下，包括徐宁、雷横、朱仝、杨志、杨雄、孙立等未与梁山交战过，但也无心反叛朝廷却因各种原因上梁山人员算进去，他们所占的比例就很大了；而且他们在梁山上地位总体较高，武功也远高草莽出身的头领。这些人多数并非宋江的至交，他们在原体制内都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且武艺藏身，未必真心看得上这片水泊之地与宋江本人。宋江对他们的驾驭能力相对草莽来说较弱，这些人能够甘心被宋江收降，并非义气相投或者上应星魁；一来如他们自己所说：“败军之将，无面回京；”二来宋江在招降时对他们说过：“倘蒙不弃山寨微贱，一同替天行道。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这是宋江为他们指明了日后重返体制的希望，也为他们设定了未来的预期。所以对他们来说，梁山注定不过是暂时栖身所，不是永久的驻留地，他们从内心仍然保持着对体制的向往；对于原体制内人员而言，他们既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沦落绿林，但只要有机会，他们也会极力争取再次回归体制。

这些人在原体制内也算是深得重用，饱受皇恩，虽一时战绩不佳，但内心从未与朝廷真正决裂，依然渴望回归。宋江上梁山执掌兵权与官军的数次军事角逐中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梁山不断壮大过程中是胜仗越多，收编的武将越多，对朝廷的向心力越大，渴望回归主流的心声也越强烈。到了体制内成员拥有一定比例的时候，宋江的招安计划就不能再是一种口头承诺，而要付诸于实际行动了，宋江如不及时实施招安计划，这些并非宋江故旧的降将日久生变的可能性也并非一点没有。

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地主阶级，如果说降将人员是梁山上重要的武备力量，是梁山上的“刀把子”，那原地主人员就是梁山上的“钱袋子”，他们上梁山之时为山寨贡献了大批金银粮草，在梁山整体地位较高，以卢俊义为首，天罡中又有柴进、李应、史进、穆弘等。宋江的前任晁盖也属于地主阶层，而宋江和朱仝则身兼地主与体制内两种身份。这些地主阶层原来虽大多不属于体制内的官员，但家资雄厚，并在地方有一定影响力；因一时受到当地官府或豪强的压制排挤，才不得已投奔梁山。对他们而言，投奔梁山就意味失去了原有土地，而丧失土地就等于切断了自身的富贵，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地主阶层对于梁山上被草莽阶层万分向往的“论称分金银，异样穿绸缎”的生活根本毫无兴趣。假以时日能够重回体制内合法地位，他们当然是乐见其成。

宋江以体制内人员为主，拉拢地主阶层，以他们为主干成员搭建梁山组织结构，是加强梁山内部拥护招安思想的力量。在梁山上还有一部分以职业技能立足的头领，他们不以武力见长，家资也谈不上充盈，更没有行侠仗义或啸聚山林的事迹，以一百单八将或好汉称呼他们其实并不十分确切，但他们却在各自领域内的技术水平非常高超。梁山之所以吸纳他们入伙，是梁山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如神医安道全、圣手书生萧让、玉臂匠金大坚、紫髯伯皇甫端等。因梁山以军事为先，所以他们的排名顺序并不靠前，天罡内见不到他们的身影。这些人以前在原社会体系中基本没有前科，上梁山也大多并非官府所逼，所以对朝廷及市井社会生活在感情上仍保持着认同。他们凭自身手艺吃饭，不管在梁山还是回归主流社会他们都能以自己职业所长立足。他们这些人没有浓厚的政治立场与派系痕印，都是被梁山所需赚上山的，也就是被梁山裹挟、利诱而被动落草的；并且也没有在梁山与官军的厮杀中斩将杀卒，本身对朝廷的负罪感不强。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必然选择招安，招安以后面对更广阔的社会环境能使他们的技能发挥更大的价值；且朝廷对这类人群本身并不排斥，而且愿意招为己用，在征方腊之前，这一部分人大都被留用在东京，使之免于征战江南的刀光血影。事实证明，这部分人在招安后是结局最好的一个群体。

另一个群体属于下层民众，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孑然一身。即使沦落到最下层依然没有主动与社会决裂。代表人物是三阮、刘唐、石秀、薛永、石勇等，他们上梁山图的不过是富贵享受，并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对于招安他们的态度本无可无不可。或许会有人误以为像刘唐、三阮这些人敢打生辰纲主意是主动与朝廷决裂，是打响了造反运动的第一枪。但这并不符合他们的真实想法，他们并非意欲谋反，而是想达到一种所谓“发迹”的状态，也就是他们口中经常提到的“谋取一套富贵，图个后半世快活”。这是身处底层渴望温饱的一种自然想法的流露，一旦他们能够衣食无忧，为何还要冒着杀身之罪去谋求造反呢？招安算是相对安全获取“发迹”一条最快捷径。

梁山上最大的群体属于草寇，也就是打家劫舍的强盗。这些人在上梁山之前就是绿林剪径、占山为王的土匪，靠着打家劫舍的强盗手段过活；虽是暴利组织，但也不具备造反动机，只有经济诉求，不存在政治意图。看似落草为寇逍遥自在，但危机感也时刻存在，他们也知道这种啸聚山林的生活无法长期存续，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管理机构都不能容忍这种强盗行为的存在，对于官府的清剿是它们所必然面对的，加入梁山也是为了加大抵御清剿的能力，一旦招安，他们的原罪瞬间被洗清了。这对他们而言，又何乐而不为呢？

梁山还有一部分以犯罪为谋生手段的恐怖分子，这些人为谋财无所不用其极，手段卑劣，十恶不赦。这些人有的以开店为名义，用蒙汗药麻翻过往客人，将客人身上钱财洗劫一空，再将客人开剥后做成肉馅售卖给其他客人，做的是无本的买卖，干的是图财害命的勾当，这些人本质上也与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各类大小山寨头领一样，为法律、社会所不容。落草为寇的强盗干的明抢，而这些人做的却是暗夺，而且手段极其残忍龌蹉，更为人所不齿。即使在逞凶斗狠的草莽世界，这些人也不会被高看，他们在梁山上地位排名也可看出一二。如果招安，反倒是大大成全了他们。

上述是梁山不同身份的头领面对招安的态度，总体来看，梁山赞成招安的人群总体会占多数，他们对招安的态度大致上与宋江一致。如果说不同之处，那就是宋江对于招安操之过急，求成心切，无条件的期盼招安。而其他众头领则是将招安看成与朝廷的一次公平协议，期望得到体面招安，招安后在体制内能达到一定声誉和地位，在斗争中谋取利益并争取利益最大化。他们正是存在着这种分歧，才造成了原著中所描述的前后三次招安，前两次招安均以失败告终，第三次才获成功。这也反映了虽然在招安上目标一致，但宋江更看重自身忠君的名声，而其他头领对招安的看法却更加务实。

综合来说，招安并非完全是宋江的个人意志，而是一种集体诉求的争取的结果；招安对梁山既是必然的选择，又是无奈的选择。但一直有一种说法对招安诟病不断，指责招安是投降主义，使梁山丧失了推翻腐朽王朝的可能。时至今日，媒体对农民起义的过渡美化已经发生转变，读者也能够正确看待农民起义存在的局限性与残酷性。招安策略算是顺应形式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