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词是明词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端午词展现了明代端午节底蕴深厚、形式丰富的民俗活动。明代端午词多以节俗意象入词，这些节俗意象具有写实性和抒情性，构建了词的审美意蕴。

端午的民俗发展到明代，作为民族文化的积淀和载体，反映出国人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心理状态，追求团圆、注重亲朋的伦理观念，纪念屈原、推崇爱国精神的价值取向，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人文精神。

明代的节日民俗丰富多彩，一方面激发了词人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为创作提供了素材，加之前代节日文学的经验，均促使明代的节日词创作蔚然成风。

节日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自然性主要体现于节日的岁时选择，社会性主要表现在节日的民俗活动，节俗是节日的构成要素。

中华传统节日具有巨大凝聚力、向心力，潜移默化地吸引国人在节日里参与各类民俗活动。词人既是节日生活的实践者、体验者，又是节日生活的记录者、传承者。

明代端午词产生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展现了明代多姿多彩的节日场景和民俗活动。

关于粽子的起源，众说纷纭。粽子乃夏至的食物，“夏至节日食粽”；粽子源于先民的“龙”图腾祭祀；粽子起源于民间纪念屈原的活动。粽子源于屈原之说流布甚广，然学界通过考证已否定了这一说法。

粽子乃包黍米、稻米而成，且外形有角，故又名角黍、角粽。唐宋时粽子瓤有黍米、稻米、菰米等，“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元稹《表夏十首·其十》），瓤为稻米，犹如白玉；“角黍包金”，瓤为黍米，好似黄金；菰即茭白草，曾是谷类作物。

其种子为菰米，以菰米为瓤的粽子别具特色，“金盘碧粽裹雕菰”。到了明代，粽子仍是端午最重要的食品，“盘堆角黍”，“解粽共酬佳节”。这一时期，水稻的种植较普遍，稻米粽子较常见。

菖蒲可散瘀祛湿、驱蚊解毒，具药理作用；其叶片狭长笔直，形似宝剑，具辟邪寓意；且生机盎然、亭亭玉立，具观赏价值。

历代文人雅士多吟咏，李白《嵩山采菖蒲者》云：“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陆游《菖蒲》云：“菖蒲古上药……采服可以仙。”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

古人相信菖蒲的效用，采摘菖蒲的根状茎，切碎后泡酒，在端午节饮用，端午节与菖蒲酒密不可分，明代端午饮菖蒲酒之风盛行不衰。不单在民间聚会上，在宫廷的端午宴上，菖蒲酒也必不可少。

农历五月，艾草生长茂盛，且有药用价值。“五月五日，古俗忌为‘恶日’”，是古人在端午用艾草驱病邪、保康泰。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端午”云：“又钉艾人于门上。”何为艾人？一说艾人是像人形的艾，苏轼曾驳斥艾人之说，从反面反映出这一节俗。

明人在端午节依照旧俗悬挂艾叶、艾人以驱虫、辟邪，明人在端午节不仅挂艾草，还佩艾虎。艾虎，指剪艾叶为虎形或在虎形饰物上贴艾叶，或戴或挂以祈求平安。

《荆楚岁时记》载：“是日（五月五），竞渡。”竞渡即赛龙舟，是端午节喜闻乐见的活动。

关于竞渡的起源，有说是祭祀活动；有说为辟邪；说为纪念屈原，刘禹锡即持此观点。不论竞渡因何而起，在明代已演变成端午的娱乐和竞技活动。

竞渡、观竞渡是明代端午重要的民俗事项，词人将竞渡的盛况纳入作品，留下许多佳作。明人所见所闻的竞渡是，“两两行舟递出，纷纷击水先驰。角进不辞鸣棹疾，患失惟防叠鼓衰”。

“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

五彩包括哪些颜色呢？“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居中央。”根据古代阴阳五行学说，青、红、白、黑、黄象征五行五方。明代端午节，妇女把五彩丝线按顺序编为彩索，系在腕上。

端午时节，天气渐热，蚊虫繁殖，疾病多发，古人以兰草等煎水沐浴以洁身、防病，故端午也称浴兰节。

端午节当天，宋人用菖蒲、艾草、桃枝等煎水沐浴，驱邪除病。随着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沐浴之事变得轻而易举，人们辟邪的意识也趋于淡薄，无须刻意在端午浴兰汤，因此明代浴兰之俗衰落，端午词中有关浴兰的内容也随之变少。

农历五月植物繁茂，人们相约去野外采药，在收获之余，别出心裁地用草游戏，“又有斗百草之戏”。斗百草又叫斗草，属端午节民俗，主要参与者为年轻女子和孩子。斗草分“武斗”和“文斗”，“武斗”指双方各执一根草，交叉后，各自用力拉扯，草先折断者败。

经过前代民俗的累积，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民俗的融合，明代的端午节俗增添了新内容———击球（打马球）、射柳。

明代的端午节，击球、射柳主要为宫廷的竞技和娱乐活动，未在民间普遍开展。杨荣《西江月·端午赐观击球射柳五阕》、金幼孜《端午赐宴观击球射柳》、夏原吉《午日赐观击球射柳诗》、王直《端午日观打球射柳应制》等均为观宫廷击球、射柳之作，可为佐证。

端午节日生活是明代端午词创作的源泉和题材，以端午节的风物入词是端午词的特点。端午节俗进入词人视野，经过他们审美的选择、加工，凝练成文学意象进入端午词中。

明人在端午词中擅长以富有民俗特色的意象，如粽子、菖蒲酒、艾虎、五彩丝、竞渡、屈原等入词，别具匠心。

“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文学源于生活，能够反映生活。明代端午词的节俗意象来源于端午节日生活，生动展现了明代的民俗和生活风貌，具有写实性、客观性，成为后人了解明代世情的重要依据。

丰富的节俗意象充盈明代端午词，这些意象不仅具有写实性、客观性，还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主观性，成为词人情感生发的触媒和情感表达的载体。

“民族共同文化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符号；二是民族文化内在的价值观念。”端午的节俗活动是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世代相传，逐步体系化。

端午的民俗发展到明代，作为民族文化的积淀和载体，深刻反映出国人热爱生活的心理状态，注重团圆的伦理观，推崇爱国精神的价值观，顺应自然的人文精神。

明人的端午节俗活动，一为辟邪攘灾、祈福求寿，他们在端午节挂艾草、浴兰汤、戴五色丝和赤灵符、喝菖蒲酒，这些原生态节俗蕴藏辟邪消灾的原始心理。

端午在产生之初充满神秘色彩和禁忌意味，并不是佳节良辰，古人的辟邪行为基于对生命的爱惜，渴望生命的长久与健康，健康是生活的基础。二为享受节日、愉悦身心。

明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手工业和商业繁荣，物质生活更加富足，为节日宴饮提供了条件，聚会、宴饮成为节期的赏心乐事。

明代端午节的宴饮之风，从词题便可展现出来，如瞿佑《浪淘沙·端午，李尚书至刚招饮》、王浚初《风入松·午日启聪弟携具饮山园》、汤胤绩《满庭芳·端午会昌候家，与定襄伯饮》、吴子孝《蝶恋花·午日宴客席上作四阙》。

传说端午源于纪念历史人物，纪念对象却因地而异，不仅包括人所共知的屈原，还包括介子推、伍子胥、曹娥等。端午节传为纪念介子推，主要因其不贪功名和悲剧结局；传为纪念伍子胥主要因其忠而蒙冤；传为纪念曹娥因其孝道。

由于屈原的爱国情怀、高洁品格能打动民心，以及统治者对屈原精神的推重，端午源于屈原被广泛接受。

面对五月乃恶月的困境，古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周遭的自然风物，生发出无穷无尽的智慧。

农历五月，许多植物生长得极其茂盛，古人端午包粽子时，就地取材，选择竹叶、菖蒲叶、菰叶包裹，不仅清香宜人，且有一定的食疗效果；他们利用艾草和菖蒲的药用价值，食用艾草制成的食品，用菖蒲泡酒饮用，以求祛病、强身；

针对蚊虫肆虐的情况，他们戴艾草、挂艾草，用兰草、艾草、菖蒲、桃枝等具香气和杀菌作用的植物煎水沐浴；为了预防疾病，他们到野外采摘草药，劳作之余进行斗草的游戏来愉悦身心。

端午天气炎热，生活于水域的人们恣意竞渡，既可增强体魄，又能磨砺拼搏进取、团结协作的精神。端午的节俗活动凝聚着古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质朴又睿智的生态理念。

我国正处于多元文化场域，外来文化强势来袭，冲击着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端午节承载着国人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凝聚着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

端午的节俗活动源于国人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对民族精神的尊重，承担了娱乐、纪念前贤、爱国教育的功能。传承和发展端午节俗，对于焕活民族记忆与民族精神，强化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构建和谐人生与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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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鄂．《岁华纪丽》.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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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